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与政治成本
对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现状的实证研究也部分地验证了上述结论。譬如，有研究表明（孙锋等，1999），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包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1）配股现象。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最近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一“圈钱”配股的资格线，不惜代价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力保，出现了耐人寻味的“10％现象”。（2）微利现象。前1年或2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免受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处罚，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亏损就行。（3）重亏现象。对于无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亏损之列的上市公司，为给下年扭亏留一手，有意做成重亏，以免第二年连续亏损而被特别处理；对于无法摆脱被特别处理命运的公司，则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积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摘牌厄运埋万伏笔。以上种种行为，无一不是上市公司为了逃避市场监管实现于已有利的经济后果，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斗争的表现。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执行政府制订的统一会计制度，会计处理方法几乎没有可选择的余地，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企业会计准则及具体会计准则的实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有了较大的空间，允许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本意是让其选择最能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处理方法，但事实上却成了一些企业管理者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并进一步加剧了会计信息失真和国有资产的流失程度，产生了不良的经济后果。可喜的是，我国新出台的会计法规和会计准则已开始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我们期待着这些法规的实施对规范企业的会计选择行为能起到良好的预期效果。如已于2000年7月1日实施的新《会计法》第26条对公司、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明确作出了5项禁止规定。《具体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第4条和第5条也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条件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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