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2]

汪晖对”科学主义”的反思,立基于他对西方启蒙理性观念以及当代批判理论家对”理性”观念的反思的省察:”从历史角度看,’理性‘一词早已失去了它的单义性,不过就启蒙的传统来说,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即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理性都是同样的。宗教、道德、理论和各种现实是可变的,但这种可变性中却隐含着坚实的同一性,这就是理性的真正本质……就批判理论来说,理性与主体的自由互为先决条件,即理性以主体的自由为前提,自由也以理性为条件,主体依靠理性能力获得自由(对知识的认识),而自由又依赖主体的解释。”[44]他引述哈贝马斯对韦伯”三个自由领域”的解释:”……现代文化的特征是把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分为三个自由的领域,即科学,道德和艺术……自18世纪以降,旧有世界观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被整理为有效性的特定形式:分别是真理、正义、真实和美。这些有效性可以被视为知识问题、正义问题、道德问题和审美问题来理解。因此科学的论述、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批评和创造都随之而正规化起来……于是产生了认识--工具的,道德--实践的,和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等三个结构。”[45]他进一步阐发? 庖凰悸罚骸弊院岳矗苎Ш蜕缁崂砺鄣母咎卣髦痪褪欠此颊庵纸⒃谑抵饕寤∩系氖率担壑捣至眩酝伎朔椋娣兜亩狭眩趾嫌纱伺缮睦砺塾胧导姆掷搿U庖慌杏谡苎У牟忝妫硐治煌男问胶头较颍诵奈侍馐乔宄模粗匦鹿顾祭砺壅胬淼母拍睿⒄胬碛胱杂芍涞哪谠诘墓叵怠保?6]。

基于上述理解,针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主要借助于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对”社会主义的谬误”及其认识论根源--”科学主义”的批判,汪晖指出:”中国知识界没有来得及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在西方思想中的渊源脉络及其历史含义,也没有考虑中国近代思想及其文化渊源的现代意义,便根据中国思想与经验主义传统的差异展开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批判”[47]。

从认识论的反思进入社会理论反思,针对 1978年以来汉语学界的”启蒙理性”叙事以及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对哈耶克思想的阐发,汪晖进一步指出:”……当人们把市民社会、自由市场以及个人权利的范畴作为与’国家‘及其极权主义对立的范畴运用时,没有追问’社会‘、’市场‘和’个人‘是否像’国家‘一样也是一种’科学规划‘的结果,……这些理论家通过批判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重申传统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计划/市场二元论(即认为国家是规划的结果,而社会和个人是自然的存在),却没有了解,即使在他们最喜欢援引的哈耶克那里,自由也’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如果’自生自发秩序‘可以等同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那么,’自生自发‘的含义就极为可疑。这一理论上的暖昧导致了明显庸俗化的意识形态后果,这就是:把现实或历史中的’市场‘、’社会‘范畴看作是与’国家‘范畴截然对立的、自由的和自发的范围,……然而,我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现代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有意识的创制;现代市场社会也不能被自明地看作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相反,它是对’自生自发秩序‘(包括旧有的市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规约、控制和垄断,从而’市场‘和’社会‘本身同样隐伏着专制的根源。”[48]同样,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在汪晖看来也还没有超越”科学/非科学”的两分法,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起源自身已经包含了”技术”以及对世界(包括社会)实施控制的”意向性”。像尼采和福柯那样询问:”……这种’真理的意愿‘的历史是什么,它的后果如何?它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交织在一起?……因此,需要检讨的不仅仅是对科学的’误读‘,而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特性”[49]。

对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的反思,特别是对这一观念的西方来源的反思,汪晖批评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说:”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社会科学的’主观主义‘紧密相关。。。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正是建立在社会科学证据的’主观的‘特征之上的。”[50]他在此处批评的,是影响了哈耶克思想的奥地利学派的康德主义渊源。但是我在这篇论文里没有见到汪晖对哈耶克的”个人主义”立场的批评。在他的另一篇也是更加冗长的论文中也没有找到,那就是”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

借用泰勒的语言,汪晖写道:”……为什么我们用’我是谁‘这一问题来思考基本的取向?对’我是谁‘的追问把人作为潜在的对话者置于对话者的社会,因为对’我是谁‘的回答总是伴随我与他人的关系的界定。”[51]因此追问”我是谁”,成为伦理意义上的追问。这让我想到列维那对海德格尔问题的回应:”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不是什么也不是?‘而是此在根据什么确立自己的存在。”[52]由于列维那相信此在的根据只能是”他在”,他最终将存在论问题转化为伦理学问题。

在分析鲁迅的”个人”观念时,汪晖这样来表述个人主义精神:”自由的个人,摆脱了一切人为的桎梏的个人,在鲁迅的文化哲学中被大胆地提到了非凡的高度。对它来说,既没有尘世的权威,也没有天堂的权威;它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剥夺他们两者仅仅由于对人类精神的奴役才占有的皇位。由这真正存在的孤独个体出发,一切道德、法律、宗教、国家、观念体系、现行秩序、习惯、义务、众意,……都被作为’我‘、’己‘、’自性‘、’主观‘的对立物而遭到否定,。。。。。。”[53]。汪晖指出包含在这一作为”自由意志”的个人观念当中的四重意义,其中与我的讨论有关的是:”第一,……人的自由首先在于选择和拒绝的自由,这种选择和拒绝乃是’自性‘的展现……第三,’此我‘、’自性‘真正关注的是精神个体,主观思想者,而不是在物质环境中生活的感性的具体的人……个体的独立性原则也就是主观的真理性原则……这种’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的思想实际上已超越伦理层次,而具有本体论意义……由此,第四,我们达到了对自由个体的超越性的理解……就是信仰”[54]。

尽管汪晖没有具体说明他对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反思,但从上面的引述来看,他显然注意到了当哈耶克坚持主要来自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时,接近了他所批判的科学主义的简约论的模式--将社会化约到个人。为要超越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内在困境,我试图把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经由存在哲学转化为康德的超验的本体论个人主义[55]。关于后者,汪晖在讨论鲁迅的个人主义精神时已经阐释得十分详尽。不过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进入超验的个人主义时,如果不考虑经由西方科学精神整理过的原子论”个人-社会”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复杂得多的”群己”观念之间的区别,仅仅在承认”心”具有超越此世经验的能力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的差别是否真的大到无法沟通的程度呢?不是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过重要努力了吗(例如牟宗三和张祥龙的著作)?

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为实现自由,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选择放弃哪些自由和落实哪些自由。这里的关键是”落实”,将选择的自由通过何种制度落实下来。不论”权利”这个概念在西方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它毕竟可以被我们用来表达中国社会这个特定语境下具有与西方人大致相同的物理属性的”个人”所要求的那些自由:生命的权利、运用思想能力的权利、维持生命与思想所必须的”私有”财产权利。当然,在落实这些权利的时候,”私有”应当在特定社会的历史中去理解,归根结底,”个人”、”自由”这样的概念都必须从特定社会的历史中才可以被理解从而具有意义。但是所有这些历史语言学上的考察都不能成为我们放弃建构由这些观念所反映着的”社会关系”的理由。因为,至少如我在第二节和第三节里所论,如果我们不把”自由”落实为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就无法积累和使用作为整体的人类知识,就无法获得使物质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的条件,从而也就无法最终落实我们的自由意志所选择了的自由。极端而言,如果因为福柯式的谱系学分析就怀疑进而放弃了我们在建设方面的任务,那么我们就连人类语言也无法使用了。

当理性个人--必须理解为经过汪晖的深刻怀疑的”我们的”西方的个人理性--思考如何落实自由的时候,至少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必须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这当然也就是我在第二小节开头提到的几十年来逐渐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看法。”理性”对有限理性的认识,在最近的研究文献里被表述为贝叶斯主义的有限理性模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当理性面对高度不确定性时(而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为获得较好的效果,理性行为应当死板地遵从一些预先规定好了的抽象规则,尽管这样做在一些获利机会明显的场合会显得太”傻”(注[34],[35],[36])。注意,我在这里谈论的有限理性是”自由意志”承认自己在经验世界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某种社会秩序才可能超越这种有限性。

在上述那些有时看上去很”傻”的规则中,最重要的一套规则是被晚年的哈耶克叫做”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规则。在我讨论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的一系列文章里(连载于《公共论丛》),我讨论了任一社会秩序能够成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两个必要条件:(1)合作秩序必须是由合作者们在自愿原则下”自发”形成的,(2)合作秩序必须具有”不断扩展性”。我愿意指出,在汪晖的论述中,我没有看到他对”自愿原则”在哈耶克的”真正个人主义”体系里的核心地位的认识。事实上,这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在哲学上仍然有待澄清[59]。从哈耶克[60]所列举的几个例子看,他显然认为自愿原则是”自生自发”秩序的一个核心条件。这里出现的一个有时候显得很”傻”的规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强迫一个人去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对他有好处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怀疑”强迫”的界定问题。但是在任何特定社会里”强迫”与”自愿”都是大致上(实践上)可以区分的概念,例如使用武器的批判就不能被认为是使用批判的武器。当汪晖认为”市场”也是”有意识的创制”时,我实在不清楚他的意思是说”市场”是市场的参与者们通过一系列交易行为和社会博弈所形成的制度呢?还是说”市场”是被某个群体强加给其他人的?

在我看来[61],只要我们还能够区分”自愿”与”强迫”这两个很不同的状态,我们就可以设想”市场”作为社会博弈的过程。而市场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的制度。对市场这一制度的政府限制,当然不仅见于中国而且见于西方社会。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政府限制或私人垄断得以最终扼杀了”市场”发展的那个”度”在哪里。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在收集数据和研究这个”度”。这些专业知识被积累在一门叫做”产业组织理论”的课题里面。正是这些专家们,在法庭上帮助判断哪些交易行为构成实际上的”垄断”,从而必须加以抑制。你可以说,而且也是正确地说,这是西方理性的一部分。用韦伯的语言,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的一部分,它帮助加强了”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从而帮助将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如果我们听任垄断市场的力量集聚起来,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市场秩序的扩展,于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就被破坏了。在市场条件下,垄断的定义就是控制产量(或以其他方式控制产量)。当我们说西方跨国公司有可能垄断中国市场时,我们不是指他们当中的一家大公司,而是指若干家大公司以垄断竞争的方式占领中国市场。垄断竞争是可能继续扩展市场制度的,而完全的垄断则不可能扩展。

当一个人或一群人或一个政府垄断了市场时,人类知识作为一个整体的运用就被置于某个单独”意志”之下了。这除了造成个人的”市场权力”以外,还导致另一件事,就是知识进步的速度会降低以致完全中止。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立意志,如果这独立的意志受到压迫,就会导致每一个处在特定局部的知识获取者没有动机去获取新的知识。而知识的局部性以及各个知识部分之间的互补性最终使得知识整体的积累过程停顿下来。这情形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真理”蜕变为从垄断者的特定立场所见到的真理。这便破坏了”真理是整体”这一认识论条件,导致哈耶克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谬误”。

理解了”市场”作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事实上任何社会博弈过程都可以转化为”市场”过程,只要它们满足上述的两个必要条件。至于我们叫这些过程”市场”或是别的什么,对我所讨论的知识运用的”效率原则”而言是无关紧要的。

事实上,我非常尊重汪晖提出的命题:核心问题是建立真理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也正是贯穿了我这篇文章的全部叙述的命题。让我简要地对这一小节的标题所问的问题做一回答:谁之自由?--我所坚持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只能是”个人自由”;何种真理?--我所信仰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只能是”对特定立场”的个人而言的真理。最后,逻各斯展开自身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真理作为整体,只能在对话过程中体现出来。

但是仅仅如此并不构成我所要论证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几个基本根据,我还必须把这一真理与自由的关系放置在关于知识生产和知识利用的社会架构里,才成为汪晖所说的”内在关系”。尽管我在这里提出的,仅仅是理论上的框架,但在我看来,这一框架已经足够抽象以致可以运用到中国当下社会境况里来。
五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历史使命”来思考,这是汪晖在不少文章里提到过的。这一命题的根据在哪里呢?简单地说,我觉得汪晖相信:后冷战时代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或者,是核心特征。基于这一判断,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认为就是--与马克思当年的分析相似--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而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轴心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必定表现为伴随着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而来的跨国公司大资本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本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甚至,”中国当代政治腐败的动力之一,即是和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活动相关的”[62]。

在这一小节里,我希望对汪晖(通过上面引述过的那一系列论文)提出的三个关涉中国社会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当前困境的反思性问题作出我个人的回应。我的回应是以问题的方式提出的:(1)是”发展”还是”发展主义”?(2)是”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还是”民族主义”?(3)是新的个性的发现还是”为了忘却的奴役”?这三组问题的第一个是经济领域的问题,第二个是政治领域的问题,而第三个则是心灵与道德领域的问题。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在经济上可以认为只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发展”问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落后就要挨打”,这在人类世界似乎永远要作为”普遍法则”而运行。因此中国人(通过某种方式的社会博弈)才体现出了”发展经济”的普遍欲求。这种普遍的欲求当然很容易(经由政治运作)转变为”发展主义”。任何东西被当成”主义”来追求,就意味着被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意识形态”来鼓吹。

尽管我不能同意”发展主义”,但发展与发展主义之间却有某种内在联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扩张市场的广度,这样分工与专业化就得到发展,而专业化导致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这就是亚当转贴于:范文网www.fanwen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