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写作及东西方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之比较
其二，我们之所以提出要放宽对用于“教学目的”使用著作权的规定，是因为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与一般物权的不同属性决定的。劳动者用合法手段占有的物权，基本上是其个人劳动的成果，而作者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文学、艺术、科学作品，除了其个人的独创劳动成果外，还继承、吸收了已经成为公有财产或部分受保护作品的成果。作者在继承、吸收已经成为公有财产的前人劳动成果时，也是无偿的。这样，在作者享受著作权保护的权利的同时，也应为社会尽一些义务，即在法定的条件下，允许他人无偿地使用自己的作品，尤其像事关后人、事关未来的因“教学目的”而编写的教材，更应允许无偿使用作品的片断或部分章节。
其三，从各国著作权立法的立法趋势上看，首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参加了国际著作权组织，接受了国际公约的约束，立法的原则趋于一致。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间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著作权立法因所属法系不同、所属地区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差异正在缩小，当今，东西方各国著作权法中关于“教学目的”的规定均较我国为宽，所以，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我国也应顺应大势与各国有关规定趋同。
其四，从实际需要上看，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文盲、半文盲的绝对数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即便大学教育也远不能同发达国家相比，这就告诉我们，若想缩小这方面的差距，尤其今天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若再不放宽著作权法中关于“教学目的”的规定，若再不放宽教材写作人、编写人对著作权人最新作品的吸纳，甚至严于发达国家，势必使我国的教育事业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越拉越大。实际上这也是有违公众利益，有违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的。对于那些嗷嗷待哺的受教育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这么说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起草《版权立法示范条款》时“教育工作者版权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图书出版商和作者应当为教育目的而放弃一些专有权”（注：国家版权局编：《版权工作简报》，1989年第12期（总第65期）。）等，也是一致的。
其五，从教材编写的本身特点来说，既有独创性的一面，更是群体性的融合。即写作者可以以其自身的知识、功力从内容到形式上表现出自己的独创性，但更多是来自群体智慧的融合。因为，一部教材既要反映一个学科整体知识，反映该学科完整的知识体系，更要反映该学科的最新进展，而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精力又是有限的，要想编写一部好的、受欢迎的教材，除个人独创的劳动成果外，还必须继承、吸收人类社会以往及当今该学科的一切最新成果，否则，要想编写一部能使学生受到教益的好教材是不可能的。而要继承、吸收当今该学科的最新成果，又不使作者冒侵犯他人著作权之险，著作权法就必须放宽用于“教学目的”使用著作权的规定。
总之，就我们这个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在下世纪自立于世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林，步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教育必须先行。而加强教育，发展教育，教材又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教材必须先行。而要想编写出最新、最完备、最能体现出各学科最新发展成果的教材，我国的著作权法就必须放宽关于吸纳最新成果用于“教学目的”的规定。这即是我们写作本文及提出修改我国《著作权法》该有关规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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